Interviews 訪談記錄

李詩欽訪問錄

一月 1 , 2016  

東海大學第12屆經濟系、英業達集團總裁

時間:2015年08月05日、10月1日
地點:英業達
訪問:張運宗、楊明哲
逐字:康家禎、張誼如
整理:張運宗

東海的牽絆

我是誤打誤撞撞到東海,所以剛開始沒有特別去了解這個學校是什麼樣子,經過四年,到畢業的時候才比較有印象。

我本來希望進入國立的學校來減輕家裡負擔,但是東海錄取的分數跟中興不相上下,填志願時不曉得哪個地方出了狀況,就進了東海。剛開始的時候,完全沒有心理,而且壓力很大,因為花了家裡很多的資源;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我的英文不好,總覺得不應該留在東海大學。第三個問題就是臺中相對遠。這三個造成我在大一有一段時間幾乎都在想重考。更現實的問題是,為了支撐在東海的學費和生活費,大一一整年我花很多時間在工讀,同時也下很大工夫學習英文,這兩個問題如果沒有過關的話,即便我想留也留不下來。

熬過一年後,大二開始,對東海就比較有未來性的想法。第一個是我的英文進步很大。文學院的英文分班是從A到G班,我在G班。鄭清和是理工學院的第一班,H班,原本我認為兩個人差不了多少,事實上天差地遠。但大二的時候,我升到B班了。第二個,更重要的是,聖樂團多次邀我參加,但我才大一,沒時間,到大二我進入了聖樂團。這兩個因素,某種程度上就注定我要在東海讀到畢業了。不僅如此,我幾乎沒有辦法離開學校,畢業後當兵,整個人非常折騰。即使退伍後,還是很難適應外面的生活,在高雄工作一年,總覺得只要有機會,做什麼都可以,我還是想回東海。

真正脫離東海的影響力,可能是鄭清和帶我進入英業達以後了。回頭看看,這是一個滿戲劇性的過程。

我逐漸脫離東海的影響力,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個因素,鄭清和給了我很多的幫助,我們在東海是室友,英業達是他創立,基本上,我覺得我們兩個是互補,他學理,我學文,他是行動派,我屬於在後面穩住的人。但他83年離開了,此後我一個人要扮演兩個角色。某種程度來說,在資訊產業上,我的文法學院背景可能沒有幫上太多忙,其實現在檯面上幾個大的資訊產業裡,大概只有我不是理工背景的。相對於成大、交大、清大,東海的理工比較偏向理論,因此需要證明自己的實務能力,文法學院畢業的人就更難證明自己的能力了。所以我不是故意要跟東海切割,但在某種程度上,我也不刻意標榜東海畢業的身份了。

第二個因素,我希望這個公司非常客觀,所以85年我做執行副總時就提出「四個不」,第一個是不論學歷;第二個是不論省籍;第三個是不論宗教;第四個是不論男女。我要淡化我是本省人從東海畢業的基督教,強調任何人都可以進來這間公司。這是很不容易的過程,我在公司40年了,創辦的葉會長虔誠的佛教徒,我們樓上還有佛堂,每次他拜佛,我站在一旁,陪伴了他40年。這個例子至少證明我力行自己提出的「四個不」。

東海的早年優勢

我覺得東海當年具備的競爭力裡,語文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同事都不曉得我的英語原本有多爛,總認為我是東海的,語文一定很好。也就是說,我們可能沒有大家想像這麼好,但因為是東海畢業,就被認定語文比其它人好。

第二個就是基本上大家認為我比較客觀。我們真正競爭的對象在當時就是臺、清、交,他們大部分都是理工背景為主,所以我記得有一段時間,很多臺灣的公司不徵招臺、清、交的畢業生。為什麼?沒來幾天就走了。東海也有這個問題,畢業生被認為不見得對一個公司會有長期貢獻。因為鄭清和的關係,我進英業達不會被懷疑,不過四十年前要引進像我這樣的人到公司來,很多人認為你終究是要出國,會懷疑公司只是你的一個經驗、跳板。無論如何,這是一個強項,表示東海跟臺、清、交是在同一個層級,即便我是文學院或法學院,也具備同樣的優勢。

第三個,東海的薰陶,很容易讓人發展興趣,也可能會有比較多面向的發展。當時我們自認為有一種獨特的人格特質,一看就知道不像臺、清、交,而應該是東海的。早期公司很多同事都認為我好像稍微特別一點,或許我的文學院背景也有關係,因為關心的事情跟大家不太一樣,很多文藝性的事物我就特別有興趣。40年前,臺灣沒有人在支持文創業,1988年我當總經理的時候,就是愛樂的支持者,也支持朱宗慶,我到現在還是愛樂的董事,朱宗慶的首席吳珮菁就是我將她從一個很小的角色培植到進博士班。

東海的問題

朱雲漢的新書《高思在雲-一個知識份子對二十一世紀的思考》對臺灣的現況有深入的探討,他強調臺灣的憲法存在缺陷,導致政府的權跟責不分,再來是政黨惡鬥,再來是媒體亂象,所以臺灣幼稚化了。另外,現在不能只重視中國崛起,事實上是整個非西方國家都崛起了,美國、日本、歐盟以外的國家全部崛起了,臺灣正好處在中間,處境非常困難,不只面臨中國的威脅,也面臨印度、東協的威脅。我覺得,企業、學校面對共同的問題,所以要解決學校的問題,可以從大的構面來思考。

東海這幾年的排名下滑其實是必然的,因為臺灣的資源太浪費了,只是說下滑到跟以前在東海很後面的學校差不多,這就讓大家有點兒擔心。東海的問題出在哪裡?純粹從感受上來講,第一個就是地理位置。有高鐵以後,臺中距離臺北沒有那麼遠。但在以前我們沒有回學校,不是說只是心靈上跟學校保持距離,甚至地理上的距離也很不容易往返。記得有一次學校頒獎給我,我一早就出發了,還是晚一個小時到,這個獎沒有領到就已經結束了。吳清邁董事長是我的同班同學,我好幾次建議在臺北設分校,甚至到大陸設分校,關鍵在於東海的地理位置有問題。

第二個,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東海的規模太大,不只是基地面積大而已,而是學校要做的事情太多,但沒有一項是真正的核心競爭優勢,力量過於分散。力量分散主要的原因是經費的問題,東海必須80%、90%依賴學生的學費,這是現實的問題,不完全是人為的錯誤,但同樣情況下,也有私立大學做得好,所以不完全說是政府的責任。

第三個比較嚴重的問題是人的問題,我覺得東海的排名是一回事,但能不能有一種人事物,特別是標誌性的人物,能夠讓大家想到他就想到東海?就像我們公司,以前的葉會長,現在的李某某,一想到這樣的人物就會想到英業達。

大學讀書的價值

由於臺灣的亂象,企業除了勢必傳承交棒以外,進來的人一定要重新評估,所以設定了幾個原則。第一,英文一定要好,本來錄用的標準是TOEIC 550,現在要強迫執行,進來後還要再考試,通過後給加級。我希望能夠到TOEIC 750,否則臺灣很難跟大陸出現一些差異性。

第二個,一個人進來不是看研究所,而是要看高中、大學。因為很多人到海外讀書,我們以為外來的和尚會唸經,聘請了很多這些在國外留學回來的人,但事實上不見得真的比較優秀,或是不見得對公司比較有貢獻。我反而回頭看他讀哪所高中,至少能比較清楚地掌握基礎訓練的程度。

第三個,打破男女不平等的差異。以前雖然沒有規範,但某種程度上,總是男生優先,例如工程師肯定是男的。最近開始有比較完整的要求,愈來愈多的女性進入公司。因為女生真得比男生強,只是過去沒有適當的發揮空間。女性做事情長期積累的壓力比男生多,危機感比較重;男生則比較活潑,很多創新性的東西。學校裡面,女生往往表現比男生還好,如果學校如此,為什麼企業不能如此?當然我們也給男生多一點機會,儘量抓到均衡發展。

在這些問題上,大陸比我們做得好,社會底層出現許多大的改變,對臺灣的威脅真得很大。香港、新加坡也面對同樣的威脅,但是他們都做得比我們更好,因為他們的危機感更大。過去香港的大學,或許還可以排名前50名,現在被拉到200多名了,因為同是一個國家,北大、清大上來了,造成香港很大的威脅。新加坡很重視大學的世界排行,所以新加坡的國立大學去年是全亞洲第一名,這就表示它有危機感。我認為臺灣跟大陸競爭的條件比過去更好,但我們不能沒有危機感,否則就會失去競爭。

從企業的角度來看,在聘用人的時候學校肯定是有差別的,只是說到哪一個層次以後差異就很小。今天企業的客觀評估,普遍認為公立大學裡最受歡迎的是成大,資訊產業大老級很多是成大,私校裡面的差異則沒有這麼大。大致來說,除了臺、清、交、成以外,並沒有特別說哪個學校好哪個學校壞。但就長期觀察,淡江資訊系特別好,跟我們比較貼切。逢甲也已經走入印象。以前我們這裡就已經有相當多的同事是逢甲夜間部。逢甲很務實,學生是為了出社會有工作而進入逢甲,學校也是這樣定位。那麼東海的定位是什麼?

以前我們不太重視一定要大學畢業,排名比較前面的工專就倍受歡迎。現在工專變成大學了,一切就亂套了。最近碩士特別多,我們不知道他大學讀哪裡,只知道他是哪種碩士。可以發現,以前我們看高中,也看大學,因為我覺得高中是很重要的基礎教育,現在某種程度上,已經把我們過去累積的經驗全部弄亂掉了。

學校的定位一定要長期才看的出來,所以必須透過董事決議後執行。我沒有特別偏向大學一定要教學型、研究型或是就業型,但是大學本身應該比較偏向就業,畢竟不能期望所有人都去讀碩士、博士。以前是高中、五專就在講就業,現在大家都變成大學了,就要重視這些大學畢業生的就業問題。人生如果能夠重來學的話,第一個,我會去讀夜間部,因為當年的四年我浪費了兩年,一年交女朋友,一年在唱歌。不可否認這是一種人格培養,但是讀夜間部一樣可以做到這些事情。第二個,先到外面工作,再回學校讀書,所以夜間部是很好的選項。也就是,不需要一口氣讀完大學、碩士、博士,如果先去工作,才比較容易未來連結。其實這似乎是很基礎的問題。

過度重視學歷應該是臺灣很大的迷思。美國很多家庭只支持子弟到高中畢業,接下來自己想辦法。所以很多人高中畢業就離開家,為了生活只好工作,經濟基礎到一定程度再去讀大學,有些人甚至不讀大學,或是讀一兩年就不讀了。為什麼?這很值得深入思考。我參訪過臺灣頂尖企業在大陸的研發中心,裡面兩千多人大概一半是大學畢業,一半是碩士。我很好奇地問,碩士的起薪有沒有比較好?他們說好一點點,100塊。這表示在大陸的大學和碩士的定位是一樣的。臺灣現在很多碩士、博士找不到工作,這也表示大家逐漸認清學歷的迷思,社會自己正在調整中。所以未來10年大學退場的過程中,我們要開始把真正到大學讀書的價值提升起來,這當中一定包括一個人要有很多的工作經驗。

董事會與長期規劃

臺灣在未來10年要關掉40%的大學,今天這個處境是20年前種的惡果,但危機也是轉機,能夠存活下來的學校一定要有特色,也才能有後續發展的機會。也就是說,能在這10年扭轉改變的話,未來20年相對是往更好的方向發展。所以我覺得,東海現在可能要考量到未來10年怎麼存活下來。

有一段時間我是東海董事會監察人,後來沒有時間去開會,自己簽退。我覺得說企業也好或是學校也好,所有的關鍵是在董事會。在英業達,我身為董事長的責任很重,今年正好40年,有些像我一樣20幾歲進公司,現在60幾歲了,該怎麼解決我們這一代的問題?該怎麼解決早期投資一段時間以後荒廢的問題?該怎麼讓下一代上來?該怎麼去活化公司資源?或許幾年內我已經不在公司或是不在前線了,但我要有責任心,至少要能確保公司未來20年的發展,這是董事會的責任。東海也一樣,沒有壓力就沒有競爭力,董事會真的要負起一個歷史責任,為東海進行結構性的改變。一方面要熬過未來10年大學退場的衝擊,另一方面要吸納年輕的優秀學者,然後再規劃指標性的學者、指標性的科系,還要為校園做很大的整理。這個過程沒有10年、20年無法證明是對還是錯,但是如果不開始做,永遠不知道東海該往哪裡去。

為了確保學校的未來,在規劃未來與尋找資源的過程裡面,董事會要能挑選合適的人當校長。校長是被挑選的,不是說校長很有powerful,甚至凌駕董事會之上,這在私校是不太可能的事情。我一直說,董事會強校長就強,董事會強校友就支持,這是一個互動的過程,不能本末倒置。

無論是學校董事會遴選校長,或是企業選擇CEO,都面臨客觀的問題。從產業來說,我們也遭遇很多困難。目前臺灣上市公司的財報都要公布,所以比較能夠掌握狀況,但董事會的權力跟責任還是遠大於經營者跟總裁。美國的體制則不太一樣,美國董事會比較隱形,我們看不見其影響力,但是它的客觀性具備很大的力量。至於公司的運作、未來的發展端繫於總裁、CEO或首席執行官,他們的責任或權力相等於或大於董事會。臺灣正好倒過來,而各有優缺點。臺灣過去四十年來的企業大多是白手起家,創辦人從董事會到運作一手抓,即便退到董事會也還在控制公司運作,所以董事會的權力相對於美國的制度是龐大的。臺灣的狀況的好處是,如果運作得宜則行動快速,壞處是找不到美國式的總裁或CEO,倘若董事會缺乏一個長期規劃或思考能力的話,校長就無所適從了。

東海董事會比較符合美國的狀況,這可能跟當初是美國聯董會創辦的有關,比較傾向隱形。所以這種情況下很可能就要真正找到一個非常強勢、有作為、又跟董事會能夠相處的校長。但前面說過,董事會的隱性機制在臺灣比較難,舉個簡單的例子,在美國很多大公司的董事會,外人根本不知道誰是董事長或董事,但在臺灣,大家都知道誰是董事長,所以董事會是非常顯性。美國董事會累積很多運作上的經驗,在業界很有聲望,對很多事情的掌握比較客觀,可以把公司導到更長遠的未來。總裁、執行官或CEO就在這大方向上執行董事會給予的力量,董事會則放手給他做,做不好就換掉。建立董事會的客觀性有幾個條件。第一個條件是專業,如果不專業怎樣能夠點出企業、學校或教育的未來?第二個條件是必須有很長的資歷。第三則是成員可能來自不同的領域,才能從不同的角度看問題。

董事會必須要有能力找到更多人來支援學校的未來,既然不能靠學生,也不能靠政府,董事會就必須自己找資源。不可能有一位全能的校長,可以教學,又有學術地位,會行政,又是基督徒,還能夠去找錢。更何況校長每天要面對很多事情,變數太多了。所以學校的長期規劃是董事長必須擔負的責任,但這也不是董事長一個人就做得到,所以董事會要有能力尋找更多的資源。董事長是被很多董事推出來的,而且董事會是合議制,所以董事不必有很高的同質性,但一定要有足夠的共識。當然很多事情會有不同的看法,作為董事長要能夠去說服大家,為想做的事情取得高度的共識。

但是臺灣董事會的客觀性似乎不太夠,無法指點出一個更長期發展的路徑,那麼交給一個人去做又不放心。甚至董事會跟校長之間的默契不足,若是校長缺乏耐性,或者不能夠克服溝通的困難,兩造之間就會產生矛盾。這是很難解的難處。無論是專業、資歷,或是不同領域的歷練,都還沒到達建立客觀性的階段。無論學校或企業,臺灣將來當然要往這條路上走,不過目前還是跌跌撞撞。

董事會客觀性的第一個條件就是專業,因此董事長或校長如果不是教育的專業,可能很難在一段時間內把事情做好,可能需要很長的時間;只是教育的專業裡面還有不同的區分。即使企業也需要專業,只是我們專業的定義比較廣泛,可能包括管理專業、技術專業、財務專業。事實上,最近很多企業界的領導人都不是從這三種專業出身,都是從創意過來的,用新的創意drive他的business model,甚至很多更年輕的人是從一個創意開始,drive到一個很大的公司。

大師與人格特質

如果短期內有可能讓東海再爬上來,一定是要運用非常激烈的手段,這牽涉到錢的問題,例如,重金禮聘知名教授,至少東海要展現企圖心,先把旗子豎起來,凝聚士氣。其實我不曉得該怎麼突破,或許校友應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但我有觀察一下,因為中國大陸的大學上升很快,新加坡、香港的大學的壓力也很大,都是重金禮聘名師。為什麼?第一步就是要穩住,然後比較長期的慢慢做。所以我覺得豎旗的動作很重要。禮聘世界級的學者是我可以想到正面且有效的方法,這種人來了以後,帶動的影響是長期性。

我們畢業那一段時間,大家很標榜三個系,外文系、生物系、建築系。我舉建築係為例,因為很多建築系的人都讀不下去,包括鄭清和,他本來是建築系,後來讀化工系。大一大二時有一段時間晚上沒有地方可以讀書,可以開燈的地方蚊子特別多,只有建築系沒有蚊子,又有24小時的燈光。我在裡面讀書,他們都一直以為我是建築系。當時我就一直很後悔沒有去考建築系,24小時都能夠讀書學習。另外一點,建築系的人都長得跟別人不一樣。我一直奇怪,為什麼頭髮這麼長的人可以讀建築系?每天穿的很正式的人也可以讀建築系?一定有什麼東西能夠吸納這麼多人才。

人格特質的培養是海早期競爭力之一,所以我們說通才教育是東海一大特色,但是以今天的學校規模如此龐大,資源分配非常困難,大概很難做通才教育。因此我很贊成成立博雅書院,我跟鄭清和都是長期的贊助者;至少可以辦一個小的、實驗性的書院,從這個過程裡看看能不能抓到過去支撐東海人格特性的通才教育的一些特點。既然說是實驗性的教育,能夠發揮多少效果是個問題,這一點我完全理解,但我覺得有做就有效。

舉個例子,我當初到英業達來就發現,英文普遍不好,很多人在早期就放棄了,怎麼宣導都沒用。我是進東海才從零開始讀英文,都能夠趕到一定的程度,為什麼大家要放棄?何況時空背景不一樣,已經進了英業達,沒有考試,也不怕被當掉,根本沒有壓力了。我想協助這些放棄英文的人,所以後來我啟動日語學習,救了很多同事。為什麼是日語?這是信心的問題。既然大家都是同事,英文差不多放棄了,那麼我鼓勵大家學日語,剛開始可能覺得好像是多餘的,但一旦願意學習,至少發現大家都在同一個起跑點上,不像英語程度會有很大的落差。結果學習日語救了很多同事,無論留在公司,或是離開公司,在社會上感覺特別有信心。

博雅書院的規模雖然小,帶動的層面很有限,但是我們救了一些人,在某種程度上找到過去我們引以為傲的東海特質,而且能夠幫助這些學生找到未來的人格特質。

綠化的意義

東海創校時,臺中的整個社區給了這麼大的資源,到今天我們還能守住這塊完整的校地,離臺北的時間也近,而且東海對臺灣具有指標性的貢獻,因此,東海是臺中的一個寶,對臺中的長期發展應該更有歷史性。在面對其他學校的競爭時,我們必須先想東海的目標要鎖定在哪裡?我一直想能不能有一些想法提供大家參考?我覺得現在東海最大的特色就是龐大且完整的校地,而且是一整塊綠地。以前東海是郊區,現在已經成為城市發展的中心,這種環境裡能有一塊這麼大的綠地,這是上帝給予的。如果我們能夠把沒有蓋大樓的地方全部變成綠地,我認為東海就回到早期小學校了。什麼叫小?什麼叫大?不是人數,是空地比有多大,校園有多大啊。

臺北巨蛋本來應該是綠地,是市民的共同空間,如果成真,加上原來的大安森林公園,臺北市就和其他城市不一樣了。同樣的,這一點東海做得到,別人做不到,任何一所位於市區的大學都蓋得滿滿的,我們在臺中市,有一大片綠地,這就能展現校園的獨特性及未來性。年輕人現在很重視環保,東海就能吸引更多的年輕人。更何況高鐵已經改變了時間距離,臺中並不遠。

如果校友能夠支持一個基金,專門關注綠化或是永續發展,包括水、汙染等等,可能對學校長期發展更有意義,這也符合東海的基本條件。當然學校和公司一樣,都有day to day的問題必須解決,但永續的問題和今天的問題兩者是可以平衡的。只是永續也好、綠化也好,是要投注很大的精力,從專業角度引進比較新的技術,進行比較大的長期規劃,可能需要5年10年,同時解決污染的問題,解決景觀的問題,進而把她的潛力發揮出來。這不僅僅是永續、綠化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對生活在裡面的人會產生直接的影響。

國際觀和英語

最近的報紙有兩則報導很引我注意。第一則是陸生到去年截止有五千八百多位是來臺灣取學位,學士或是碩士,但是交換學生有兩萬多名。針對這群陸生進行一分對於臺灣看法的調查,發現無論是環境、設施、師資,大多數都很受認同,但最欠缺的就是,沒有國際意識,以及對大陸認知偏差。簡單的說,不是只有學校,整個臺灣都活在自己的小環境裡面,根本走不出去。

第二則是現在臺灣三百大的企業集團,含五千大的企業,對英文的要求越來越高,在科技業或製造業,TOEIC要520幾分,金融界高到600多分。但是學校送出來的學生平均不到500。其實我認為高估了,學校可能平均連400分都有點困難。也就是說,學校跟企業脫節。

這兩個凸顯出來臺灣面臨嚴重的斷層,國際斷層、大陸斷層,甚至學校與企業的斷層。這是應該重視的問題,畢竟學校的教育如果不具備國際觀,企業也就無以後繼。以英業達為例,我們在中國大陸有很大的佈局,要服務許多國際客戶,所以國際意識相對要好,即使如此,我仍要求同事每天讀英語,看英語報紙。但是如果現在的學生素質不夠的話,將來怎麼培育新的領導人?

國際觀的培育最重要的還是語文,特別是英文,有一定程度的話,接觸的面自然就比較廣,至少每天不只看臺灣的電視,還可以看CNN、BBC、FOX。雖然說可能還是隔了一層,但至少是個開始。我們比較大的挑戰是,經過訓練後,語文好的同事都被外商挖走了,從某種程度上是我們的損失,但剁臺灣來講可能不見得是損失,畢竟有機會到外商服務,對人才的發展也是一個途徑。我們不認為可惜,反而認為這是我們的優勢。

在亞洲地區表現比臺灣好的,一個是新加坡,一個是香港,最近發布的世界經濟論壇WEF(the World Economic Forum )全球競爭力排行,第1名是瑞士,第2名是新加坡,香港第7名,臺灣本來14變15名。更直得注意的是,15名之前的,居然有10個國家比臺灣小,或者可能面積大一點,但人口都比臺灣少。新加坡540萬,瑞士808萬,香港600多萬;新加坡面積只有臺北市加新北市三分之一大。它的優勢在哪裡?語言!他們都非常要求語言。舉個親身經歷,我們在新加坡的公司2004年邀請我到新加坡推廣華語,因為我們英漢漢英辭典做得很成功。既然是推廣華語,前一天,我準備用華語演講,半夜11點鐘突然接到通知改成英語演講。他們有種族的敏感性,最終認為要推華語,英語還是最重要的;這個例子顯見英語還在華語之前。臺灣有華語優勢,但是英語差的話,還是落後一截,如何跟它們競爭?

當時我支持博雅書院的時候,還提了另外一個建議,恢復大一、大二兩年的英語必修,真正改變大學部一萬多位學生。程海東校長說一年預算是2000萬臺幣,而我願意支持一部份。當年我們背負很大的標誌,東海的英文不可能不好。現在有沒有比較好?我不知道。但修一年的話,肯定跟大家差不多。如果能夠修兩年,第一年差一點沒關係,第二年就要趕上。這所產生的長期影響,很可能超出一年2000萬臺幣。如果推動上有困難,我想是資源分配的優先順序的問題,兩年英語的優先性其實可以好好考慮。我認為這是一個敲動學校大未來的槓桿,很可能可以起到很大的作用。

掀開一個蓋子

網路世代對東海應該是個轉機,因為沒有太多的地域問題。即使有地域問題,現在誰會講臺中偏僻?但是學校的設備一定要更新。現在除了雲計算以外,大數據的巨量資料、移動互聯網在這兩三年一直進來,不只對東海是個威脅,對臺灣的威脅也很大,因為大陸快速發展,從臺灣挖很多人過去,以跟美國抗衡。所以,假設東海能夠保護好校園,接下來就要投入下一波的資訊科技,這不只我講而已,大家都有共識。畢竟新一代的資訊科技不是只有高科技而已,對我們的生活都有幫助,所以你不跟上的話,生活還是會被改變,也就是說,學生生活的改變將比學校的改變還要快。企業界也是一樣,外面人的比裡面的人快,底層的人比上面的人快,同事比公司快,公司比政府快。所以學校也好、企業也好,如果不能夠快速轉變的話,一定撐不住。在這個前提下,我覺得說校友應該多幫一點忙,有錢出錢,有力出力,但學校一定要展現一個很強烈的企圖心,目標一定要一致,而這就賴於董事會的力量。

坦白說,資訊科技的世界趨勢發展變化太快了,包括我自己也趕不上,。2009年我就是看到雲端運算,大陸叫雲計算對企業的威脅,或是說一個機會,所以啟動臺灣雲端運算產業協會,到現在我還是理事長。但是雲端運算才開始沒多久,又跑出一個大數據,臺灣叫巨量資料;巨量資料還沒有了解,又跑出一個互聯網,以前臺灣叫網際網路internet,現在是mobil internet移動互聯網。科技發展層出不窮,而且一而再地影響到企業或是生活的未來發展。試想,移動互聯網的世代對我們而言相對遙遠,但是90後、00後或現在出生的人就是活在移動互聯網時代。中國為什麼成長得這麼快速?因為他們能夠跨越一個世代,進行一種跳躍式成長;相對而言,臺灣是從PC轉到手機,從internet轉到mobil internet,一步步地摸索、爬坡;這可能不是一個好辦法,一定要跳躍式。所謂的跳躍式就是年輕人,所以讓越年輕的人能夠上來越好;我現在推動的就是一定要加速年輕化。公司發展40年,要讓讓很多資深的主觀持續扮演次要的角色,讓年輕人扮演主要角色。

我在公司成立一些專案小組,兩個基本條件,一個要年輕,一個男女比重適中。現在推的一個英文小組,來自不同單位,跨部門的,負責的幾個同事都是英文檢定A,大概就是TOEIC700,B是550;考過B,每個月加1500元臺幣,稱作加級。他們提出很多新的想法,扭轉了英文是董事長個人意志或是人才的工作的想法,而是每個人應該有的功能。過去都20、30個人參加,這是有300多個人報名。最近還成立互聯網加級,2000元臺幣。我們規劃一些互聯網有關的書籍,包括專業知識、產業變化或是個人生活受影響的情況等等。有700多個人報名,2000元是個誘因,但最主要是同事在推,而不是主管在推。某種程度上,透過這樣的機制,基層的同事特別踴躍,就會往上擠壓到主管,逼使他們也必須讀英文、認識互聯網。這就凸顯公司的未來!許多過去被擠壓,或視作不可能,只要有辦法掀開蓋子,很多事情都解決了。

最近公司舉辦的英語考試,有的同事掉到500以下。也就是說,他到我們企業來英文沒有進步。可能還沒進來以前,他有很多很好的想法,很多對未來的掌握,但到這間公司的環境被我們擠壓,沒有辦法發揮。這個例子很值得我們考慮。再舉一個例子,大陸最近都是20歲30歲創業,現在移動互聯網上影響力大的人都很年輕,馬雲不過52歲認為自己已經老了。有一次一位38歲的CEO來臺灣,傅盛,我跟施振榮坐在台上,我們的年紀都他大將近兩倍。傅盛說了一句話讓我很訝異。他說大陸有很多新創競賽,可以從裡面挑選比較好的創意。3萬多個報名,他要求送video來,因為面試很麻煩,video比較方便,結果大概500個video送來。其中有一個特別提到,「再不輟學就來不及了!」因為他要創業,在學校悶著,還不如輟學。換句話說,學校好像在某種程度上阻礙這些有創意的年輕人。我不是說一定要輟學才能創業,但必須思考是否學校反而變成一個障礙,反而抹消學生創業的想法。

從年輕化的角度來看,學校都是年輕人,這是一種優勢,應該以學生扮演未來、發展的主要角色,這種學校比較有機會。所以我覺得學校如果用一些方法,把學生的創意、對未來扮演更重要角色的責任感能夠大力推廣,我想二十歲不到的年輕人在學校應該更有機會。當年我們在東海,英語的蓋子掀開了,影響我一輩子。社團活動、勞作制度,又掀開一個蓋子,讓年輕人知道生活要自己調理。音樂歌唱又掀開另外一個蓋子,一輩子受用無窮。

為每個人創造機會

以目前企業界的需求,好像學校跟不上。比如說雲計算或是大數據,學校好像沒有設相對的科系。傳統的資訊或資工或許可以幫上一點忙,但是速度太慢,因為很多基本的東西沒有辦法放棄。我覺得,在大學4年裡面,頭兩年可能是很基礎的攻讀,包括英文,或是寬廣式的教育;後面兩年就要跟得上時代的專業,要跟外面連結。臺灣的學校現況很難跟企業連結,學校的老師制度比較僵硬,一進入學校就不想走了,也就慢慢跟外面隔絕了。在這種情況下,學生要學分、成績,即使學生在很多地方可能知道比老師多,或是感受到的變化比老師快,但是受制於老師,所以學生的發展更是受到限制。

矽谷就是有不同的方法,學校跟企業界是一體的,老師跟學生一起去外面創業,很多老師到企業界做得很成功後,又回來教書。教書像是充電,回到一些基本的思考上,然後再出去。這是一個反覆的運作。當然企業也面對一個的問題,許多同事有了新創的Idea後,他要出去創業,又不願離開公司完整的機制或是保障;學校也一樣,學生或老師新創的Idea,想出去創業,又不願離開學校的安定環境。怎麼辦?我們就協調出一個機制出來,某種程度上他們有對外創業的功能,但是他又受到公司的保護。這個很難,但值得嘗試。

40年的企業,如果再不調整,同事每天被一些固定工作綁住,發展就無望了。學校與企業脫節,企業與未來脫節,臺灣就真的沒有希望了。這是一個整體,如果老師、學生跟企業連結,企業跟世界連結,帶動的優勢應該是會超乎想像。臺灣不像新加坡、韓國,企業沒有政府的強力後盾,甚至主導,因此台灣的未來發展只能靠企業,所以企業背負很大的社會責任;要在大陸做很大的投資,至少要對大陸了解,要在國際上在競爭,就必須了解國際市場。我們能夠做得就盡力來做。我現在希望儘量帶動學校進來的學生,進而影響學校,尋找一條良性的發展方向。

一個很鮮明的例子,東海假設成為一個互聯網的學校,就要打破很多過去的框架。企業也一樣,我們今天變成一個互聯網公司,但很多框框架架打不開,所以先從互聯網加級開始,讓大家感受到互聯網很重要。大家會問,為什麼你要成為互聯網公司?因為將來是沒有互聯網公司!不是互聯網的公司就不是公司,因為這是一個時代的巨大背景。所以如果某個程度上將東海定義成一個互聯網學校,不是說一定要有資訊系、理工科,因為任何人都要活在互聯網的時代裡面,每個人都有機會。所以要打破很多框架,為每個人創造機會。我認為,這對董事會和學校的老師都一定是很大的挑戰。

我們很難預估打破框架會變成什麼樣的狀況,可能變成更混亂也說不定,因此,在這個情況下,更需要強而有力的董事會,堅持院系所要調整,老師要改變,因為這是我們要給學生的教育責任。你可以什麼都不做,原地踏步或是空轉,但這是最耗、最傷的!打破框架很難,但是你今天不打破,明天人家打破你!所以沒有太多好猶豫的,勇於進行各種嘗試,就有機會出現跳躍式的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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