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吾人於撰寫本報告之前，應對東海大學在物質上及精神上之成就，表示無限敬意。 吾人深深為這十二年來東海大學所完成之一切所感動。……不過，吾人對最初之理想，也有理由感到懷疑及是否清晰一如往昔？是否仍然完全適用？由於在短期中有如此可觀之成就，於是需要一種「喘息」（Second wind），亦因此而疏忽了當初之理想。吾人認為應有一個作為，以重申此目標，不僅是行政上應如此，而教職員間之和諧合作尤需如此。 一九六四年所見之將與一九五二年所見者迥異。 吾人對來日之遠景，需要一同樣明確而切實可行之理想。…… |
上述引文援自聯董會調查團經1年籌備，於1964年2月22日至3月6日來臺調查後完成的《東海大學調查報告》（草譯本）的「總論」。 何謂「最初之理想」？凡東海人，各有論述，但論及「理想」，當明確方向以達其目的。 無論是1952年4月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Fenn）提出東海人咸知的「我所欲見設於臺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型態備忘錄」，或同年10月聯董會致函教育部「對臺灣教育事業的永恆性的貢獻」，抑或1953年11月宣示「關於建校的目的和宗旨」，均是一致的方向，東海「不應依照昔日之模型，而應建立其自己之模型，以獨特的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 （「對臺灣教育事業的永恆性的貢獻」開宗明義，見《東海大學調查報告》。）
東海是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聯董會）協助創立的大學，初始聯董會也透過「教會」資助東海。 「東海確實是教會的產兒，同時也是孤兒。 其最初的理想和需求來自教會，然而今日，教會的支持極微。 雖然教會對之似仍有繼續增加的興趣，卻常被迷惑（即使不是憤恨）之情緒所抵銷。 （《東海大學調查報告》，頁28）關於聯董會減少資助東海的問題，歷來多有討論，暫且不論。 此處，我們在意的是，東海創校之初，只有「校牧」，沒有「教會」。 作為一所以信仰之名創建的大學，「校牧」是必然存在，這點可以理解；「教會」呢？從聯董會與東海的關係來看，我們是否可以理解，聯董會藉其「教會」服務、幫助東海，當彼此的溝通、認知產生分歧，聯董會與其「教會」逐漸淡出？「淡出」的結論存有許多討論空間，但服務、幫助東海，應該是其本意吧。 正因信仰賜予的服務、幫助，讓東海有了明確的方向，「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東海培養無數傑出校友正為此價值之體現。
1956年春，東海成立「基督教活動指導委員會」（基指會），委員「初由校牧就教職員中選定，經校長同意後，聘請組織之；其後因活動逐年增加，乃擴大組織，除教職員委員外，再加入學生團契代表、婦女會代表等」。 後因「東海教會」成立，委員會停止組織。
東海立校並未正式組織教會，有關宗教活動均由代理校牧安排，「因此亦無法正式接受教友，僅按興趣分別介紹於臺中各教會受洗，殊感不便。 」1958年5月底，東海信眾召開教友大會，夏天，董事會准予設立「東海基督教會」，「協助校牧推動全校基督教活動工作」。（《東海大學概況》，第1期，1958學年度）
「東海基督教會」初始設立，當是契合服務、幫助東海的初衷，「協助校牧」的定位應該也算清楚。 若然，提問仍是：如果不是協助校牧，服務、幫助東海，「教會」是必然存在嗎？
如果放下信仰的爭論，在東海，「教會」隸屬於「校牧室」，這看似合理的架構，一旦「校牧」和「教會牧師」是同一人（未必然須要同一人）時，「教會」再擴大成員，就會輕易地凌駕「校牧室」之上，如果加上人為操控，藉信仰之名，也就能輕易地化約為「某人即教會」或「我們即教會」。 至此，「校牧」的必然存在，反成為「某人」或「我們」的防護傘，乃使「教會」成為一個模糊的存在。 暫且不論是非對錯（畢竟當中涉及信仰的爭論，也涉及歷史推進的因果），只有一個簡單且根本的疑問，「東海」呢？
如果「教會」依信仰自由，獨立存在，那就不必冠以「東海」；如果「教會」高於東海，當如聯董會般，目標一致，資助東海，否則退出；如果「教會」隸屬校牧室，必當遵守東海相關組織規章。 我們不是要討論選項的對錯，而是「最初之理想……是否仍然完全適用」，如果視作理所當然，缺乏溝通與討論，「教會是否必然存在」的問題就容易被模糊化。
我們先檢視「教會」現況。 在多重複雜的人事物因果關係中，粗淺歸納三個基本要素：
第一個是「人」，校牧是東海教職員，薪資、加給、年終、勞健保均由東海支付；當校牧同時是教會牧師時，教會不必支付任何薪資相關費用。
第二個是「地」，校牧室場地包括新宗、舊宗與教堂，教會也能一起使用。
第三個是「錢」，信眾的奉獻去哪裡？2016至2018年間，校方發現教會主事者把部分信眾奉獻存入私人帳戶，東海乃成立治理小組，教會奉獻進入東海專款帳戶，專款專用，動用程序自有會計制度規範。
問題是，當「某人即教會」或「我們即教會」的想法一旦出現，上述三個基本要素就會被「某人」或「我們」誤導。 例如，一旦校牧不再獲聘，是否引發與校方的矛盾衝突？教堂等主日與團契場地是否被擴大解釋為「某人」或「我們」的？奉獻更是如此，遵守東海規章？還是由「某人」或「我們」決定？
問題與解方互相作用的過程是危機也是轉機，如果能夠藉此機會，探討信仰對於東海的意義與價值，明確定義教會與東海的關係，建立完善的章程，或許，東海將建立宗教屬性大學的典範。 可惜，始終沒有真誠面對，所以，模糊了。
模糊化在長期被忽略的過程中，「教會」可能不自覺以自我營塑的獨特模式只為「教會」而服務。 這未必會激化衝突，問題是，當信仰的解讀被無限上綱之後，就會出現亂象。
亂象是人為的，發生處是模糊造成的邊界，也就是校牧與教會的關係。 2023年，校牧的聘任問題引爆早該發生的亂象。
2017年柯達文牧師以哲學系教授級專技人員兼校牧室主任。 柯牧師滿65歲屆齡退休時，轉任國際學院客座教授，續聘一次後，於2023年7月31日屆滿。
一方面，2023年2月，校方不再續聘柯牧師為校牧室主任，但其仍為教會牧師，也就是說，校牧（或校牧室主任）與教會牧師不是同一人，矛盾與衝突出現引爆點。
另一方面，2023年7月，教會治理小組投票不聘柯牧師為教會牧師，其以局部信眾基礎，形成「我們即教會」的現象，分裂了教會，也與東海產生矛盾與衝突。
看似單純的程序，許是因信仰的解讀被無限上綱，許是因人為的操控，許是因各種光怪陸離的因果關係，宛若刻意製造的政教衝突般，教會亂象在東海與周遭環境中，洶洶湧動。
此處無意分析事件過程，（因為「亂」，是否梳理分析，端視對東海有無意義，即使答案為肯定，限於篇幅，留待他日）更不願討論是非對錯，我們寧可認為，這是時代推進過程中，東海因「喘息」（Second wind）而「疏忽」的歷史因果。
疏忽了什麼？疏忽了探討信仰對於東海的意義與價值，疏忽了明確定義教會與東海的關係，疏忽了建立完善的章程，最終，疏忽了這所因信仰而創的大學在一次又一次的「喘息」中，應當以「懷疑」、「清晰」、「適用」的辯論，與時俱進，「重申」的「最初之理想」，我們需要「明確而切實可行之理想」。
從手工業時代走到生成式AI時代，東海的「立校精神」必須集思廣益、重新定義。 當我們暫且撇開是否必然存在的「教會」，或許，可以看到較為清晰的方向。
東海培養無數傑出校友，俱以「獨特的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 若以「服務」義為主軸，《東海大學調查報告》的「目錄」，第一論及學生，其次論及教職員，其後依次行政管理部門、課程、研究所課程、宗教生活、設備、規模、經費來源，最後才是校董會。 人，始終是「服務」的第一義，且學生為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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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海有一個極具優良及特色的文化傳統，那就是立校基因的基督文化。 校園裡的路思義教堂就是我們的胎記。 我們要回到這原點，重新出發。
這原點是什麼呢? 就是愛，基督的愛。 我們得重新把愛找回校園，發展成對學生的愛。註一 |
東海向以「博雅」（通才）與「勞作」教育的開創者自豪，早期學長姊感恩東海幾皆緊扣此二項教育的影響。 當進入生成式AI時代，高舉「AI東海」大旗的同時，立校精神的重申，必須能重塑「學生惟念」的文化傳統，「建立自己之模型」，形成競爭優勢，註二 方有機會重申以「獨特的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之理想。
在生成式AI時代裡，無人不談AI，東海因AI計畫走在前端，乃有機會建立獨有之特色。 「博雅」是東海的傳統，註三 不應止於小型書院的理想，而應與時俱進，以「學生惟念」，明確定義。 例如，博雅書院、勞作教育、通識中心、大一語言課程、校牧室（教會）、學務處，一起願意接受破壞式創新的改變，共同釐清目標，整合力量，連結系所，對接職場，「以學生惟念（student obsession）重新設計組織及流程（re-engineering），再出發。」註四
註一：「競爭優勢（二）」，2017.10。
註二：為闡明「學生惟念」之義，社論先後發表「Student Obsession（學生惟念）」，2017.11、「學生惟念（二）」，2018.2。
註三：早於2020年DDS即與校方討論，建立以AI計畫達成「數位、跨域、博雅」為使命（mission）的共識。 今年起，進一步強調，「東海不只視AI為劃時代的新科技，而且企圖引領學界探索如何將AI植入我們課程中，以培養學生三C (Critical thinking，Creativity和Collaboration) 的能力。」（「AI東海」，2024.1。）
註四：「學生惟念（二）」，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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