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於撰寫本報告之前,應對東海大學在物質上及精神上之成就,表示無限敬意。 吾人深深為這十二年來東海大學所完成之一切所感動。……不過,吾人對最初之理想,也有理由感到懷疑及是否清晰一如往昔?是否仍然完全適用?由於在短期中有如此可觀之成就,於是需要一種「喘息」(Second wind),亦因此而疏忽了當初之理想。吾人認為應有一個作為,以重申此目標,不僅是行政上應如此,而教職員間之和諧合作尤需如此。 一九六四年所見之將與一九五二年所見者迥異。 吾人對來日之遠景,需要一同樣明確而切實可行之理想。…… |
上述引文援自聯董會調查團經1年籌備,於1964年2月22日至3月6日來臺調查後完成的《東海大學調查報告》(草譯本)的「總論」。 何謂「最初之理想」?凡東海人,各有論述,但論及「理想」,當明確方向以達其目的。 無論是1952年4月芳衛廉博士(Dr. William P.Fenn)提出東海人咸知的「我所欲見設於臺灣之基督教大學的型態備忘錄」,或同年10月聯董會致函教育部「對臺灣教育事業的永恆性的貢獻」,抑或1953年11月宣示「關於建校的目的和宗旨」,均是一致的方向,東海「不應依照昔日之模型,而應建立其自己之模型,以獨特的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 (「對臺灣教育事業的永恆性的貢獻」開宗明義,見《東海大學調查報告》。)
東海是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聯董會)協助創立的大學,初始聯董會也透過「教會」資助東海。 「東海確實是教會的產兒,同時也是孤兒。 其最初的理想和需求來自教會,然而今日,教會的支持極微。 雖然教會對之似仍有繼續增加的興趣,卻常被迷惑(即使不是憤恨)之情緒所抵銷。 (《東海大學調查報告》,頁28)關於聯董會減少資助東海的問題,歷來多有討論,暫且不論。 此處,我們在意的是,東海創校之初,只有「校牧」,沒有「教會」。 作為一所以信仰之名創建的大學,「校牧」是必然存在,這點可以理解;「教會」呢?從聯董會與東海的關係來看,我們是否可以理解,聯董會藉其「教會」服務、幫助東海,當彼此的溝通、認知產生分歧,聯董會與其「教會」逐漸淡出?「淡出」的結論存有許多討論空間,但服務、幫助東海,應該是其本意吧。 正因信仰賜予的服務、幫助,讓東海有了明確的方向,「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東海培養無數傑出校友正為此價值之體現。
1956年春,東海成立「基督教活動指導委員會」(基指會),委員「初由校牧就教職員中選定,經校長同意後,聘請組織之;其後因活動逐年增加,乃擴大組織,除教職員委員外,再加入學生團契代表、婦女會代表等」。 後因「東海教會」成立,委員會停止組織。
東海立校並未正式組織教會,有關宗教活動均由代理校牧安排,「因此亦無法正式接受教友,僅按興趣分別介紹於臺中各教會受洗,殊感不便。 」1958年5月底,東海信眾召開教友大會,夏天,董事會准予設立「東海基督教會」,「協助校牧推動全校基督教活動工作」。(《東海大學概況》,第1期,1958學年度)
「東海基督教會」初始設立,當是契合服務、幫助東海的初衷,「協助校牧」的定位應該也算清楚。 若然,提問仍是:如果不是協助校牧,服務、幫助東海,「教會」是必然存在嗎?
如果放下信仰的爭論,在東海,「教會」隸屬於「校牧室」,這看似合理的架構,一旦「校牧」和「教會牧師」是同一人(未必然須要同一人)時,「教會」再擴大成員,就會輕易地凌駕「校牧室」之上,如果加上人為操控,藉信仰之名,也就能輕易地化約為「某人即教會」或「我們即教會」。 至此,「校牧」的必然存在,反成為「某人」或「我們」的防護傘,乃使「教會」成為一個模糊的存在。 暫且不論是非對錯(畢竟當中涉及信仰的爭論,也涉及歷史推進的因果),只有一個簡單且根本的疑問,「東海」呢?
如果「教會」依信仰自由,獨立存在,那就不必冠以「東海」;如果「教會」高於東海,當如聯董會般,目標一致,資助東海,否則退出;如果「教會」隸屬校牧室,必當遵守東海相關組織規章。 我們不是要討論選項的對錯,而是「最初之理想……是否仍然完全適用」,如果視作理所當然,缺乏溝通與討論,「教會是否必然存在」的問題就容易被模糊化。
我們先檢視「教會」現況。 在多重複雜的人事物因果關係中,粗淺歸納三個基本要素:
第一個是「人」,校牧是東海教職員,薪資、加給、年終、勞健保均由東海支付;當校牧同時是教會牧師時,教會不必支付任何薪資相關費用。
第二個是「地」,校牧室場地包括新宗、舊宗與教堂,教會也能一起使用。
第三個是「錢」,信眾的奉獻去哪裡?2016至2018年間,校方發現教會主事者把部分信眾奉獻存入私人帳戶,東海乃成立治理小組,教會奉獻進入東海專款帳戶,專款專用,動用程序自有會計制度規範。
問題是,當「某人即教會」或「我們即教會」的想法一旦出現,上述三個基本要素就會被「某人」或「我們」誤導。 例如,一旦校牧不再獲聘,是否引發與校方的矛盾衝突?教堂等主日與團契場地是否被擴大解釋為「某人」或「我們」的?奉獻更是如此,遵守東海規章?還是由「某人」或「我們」決定?
問題與解方互相作用的過程是危機也是轉機,如果能夠藉此機會,探討信仰對於東海的意義與價值,明確定義教會與東海的關係,建立完善的章程,或許,東海將建立宗教屬性大學的典範。 可惜,始終沒有真誠面對,所以,模糊了。
模糊化在長期被忽略的過程中,「教會」可能不自覺以自我營塑的獨特模式只為「教會」而服務。 這未必會激化衝突,問題是,當信仰的解讀被無限上綱之後,就會出現亂象。
亂象是人為的,發生處是模糊造成的邊界,也就是校牧與教會的關係。 2023年,校牧的聘任問題引爆早該發生的亂象。
2017年柯達文牧師以哲學系教授級專技人員兼校牧室主任。 柯牧師滿65歲屆齡退休時,轉任國際學院客座教授,續聘一次後,於2023年7月31日屆滿。
一方面,2023年2月,校方不再續聘柯牧師為校牧室主任,但其仍為教會牧師,也就是說,校牧(或校牧室主任)與教會牧師不是同一人,矛盾與衝突出現引爆點。
另一方面,2023年7月,教會治理小組投票不聘柯牧師為教會牧師,其以局部信眾基礎,形成「我們即教會」的現象,分裂了教會,也與東海產生矛盾與衝突。
看似單純的程序,許是因信仰的解讀被無限上綱,許是因人為的操控,許是因各種光怪陸離的因果關係,宛若刻意製造的政教衝突般,教會亂象在東海與周遭環境中,洶洶湧動。
此處無意分析事件過程,(因為「亂」,是否梳理分析,端視對東海有無意義,即使答案為肯定,限於篇幅,留待他日)更不願討論是非對錯,我們寧可認為,這是時代推進過程中,東海因「喘息」(Second wind)而「疏忽」的歷史因果。
疏忽了什麼?疏忽了探討信仰對於東海的意義與價值,疏忽了明確定義教會與東海的關係,疏忽了建立完善的章程,最終,疏忽了這所因信仰而創的大學在一次又一次的「喘息」中,應當以「懷疑」、「清晰」、「適用」的辯論,與時俱進,「重申」的「最初之理想」,我們需要「明確而切實可行之理想」。
從手工業時代走到生成式AI時代,東海的「立校精神」必須集思廣益、重新定義。 當我們暫且撇開是否必然存在的「教會」,或許,可以看到較為清晰的方向。
東海培養無數傑出校友,俱以「獨特的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 若以「服務」義為主軸,《東海大學調查報告》的「目錄」,第一論及學生,其次論及教職員,其後依次行政管理部門、課程、研究所課程、宗教生活、設備、規模、經費來源,最後才是校董會。 人,始終是「服務」的第一義,且學生為首位。
東海有一個極具優良及特色的文化傳統,那就是立校基因的基督文化。 校園裡的路思義教堂就是我們的胎記。 我們要回到這原點,重新出發。
這原點是什麼呢? 就是愛,基督的愛。 我們得重新把愛找回校園,發展成對學生的愛。註一 |
東海向以「博雅」(通才)與「勞作」教育的開創者自豪,早期學長姊感恩東海幾皆緊扣此二項教育的影響。 當進入生成式AI時代,高舉「AI東海」大旗的同時,立校精神的重申,必須能重塑「學生惟念」的文化傳統,「建立自己之模型」,形成競爭優勢,註二 方有機會重申以「獨特的適當的方式為臺灣的需要而服務」之理想。
在生成式AI時代裡,無人不談AI,東海因AI計畫走在前端,乃有機會建立獨有之特色。 「博雅」是東海的傳統,註三 不應止於小型書院的理想,而應與時俱進,以「學生惟念」,明確定義。 例如,博雅書院、勞作教育、通識中心、大一語言課程、校牧室(教會)、學務處,一起願意接受破壞式創新的改變,共同釐清目標,整合力量,連結系所,對接職場,「以學生惟念(student obsession)重新設計組織及流程(re-engineering),再出發。」註四
註一:「競爭優勢(二)」,2017.10。
註二:為闡明「學生惟念」之義,社論先後發表「Student Obsession(學生惟念)」,2017.11、「學生惟念(二)」,2018.2。
註三:早於2020年DDS即與校方討論,建立以AI計畫達成「數位、跨域、博雅」為使命(mission)的共識。 今年起,進一步強調,「東海不只視AI為劃時代的新科技,而且企圖引領學界探索如何將AI植入我們課程中,以培養學生三C (Critical thinking,Creativity和Collaboration) 的能力。」(「AI東海」,2024.1。)
註四:「學生惟念(二)」,20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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